（四）现代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以及公民宗教问题由于现代宪法以个人权利为基本要义，宗教信仰问题被视为一种个人的自由权利，这个宪法制度虽解决了历史上的一系列政权与神权的冲突，弥合了政治与宗教的纷争，极大地保护了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那就是个人在宗教信仰上的随意性，甚至取消了心灵安顿的制度设置。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Law in Modern Society, Translated by Wu Yuzhang＆Zhou Hanhua, Yilin Press, (2001).[35][美]R. 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如此逻辑被运用于行政法学政治背景之创造则是：计划之秩序向市场之秩序的转轨，既强声呼唤着公民权与行政权对立平台向一交易、沟通、协作之平台的跨步，同时亦充当着这一跨步背后最坚实的支柱。
与计划秩序相对之市场秩序是一种由无数单个主体间的彼此调适所促成之偶合秩序（catallaxy)，而人类社会中市场秩序之普遍生成状态亦指向其如此本质：交易、交流、沟通、互动。因此，国家的存在以维护市民社会、保障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社会关系结构之变迁不惟带领我们走出了国家有权力支配社会，但事实上又无能力支配社会，社会理论上应制约国家，但事实上也无能力约束国家之吊诡，更对几千年来政府与公民、公权与私权之关系格局以猛力一击。Martin Loughlin, Public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Translated by Zheng Ge, The Commercial Press, 8-9(2002).Carol Harlow＆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Translated by Yang Weidong et al.，TheCommerical Press, 34,76 (2004)．[11][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上卷），杨伟东，李凌波，石红心，晏坤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4、 76页。面对此双重不满，日益壮大之公民社会愈来愈理直气壮地向行政权发难，于是最终演变成公民权抱怨行政权专横，行政权抱怨公民权刁蛮之困惑局面。
建立于公民权与行政权良性互动平台上之和谐行政法则实现了行政法价值由行政行为合法性证成，向公权主体与私权主体交往行为正当性证成之转变，行政法研究视域亦随之由行政权内部之如何控权、如何提供服务转向注重行政权与公民权外部关系领域。和谐行政法之称谓背后蕴含的实为一种呼吁行政法学应具有自我意识之学术理念，而我们关注之重点亦应在此。因此，对行政行为实行有效的监督是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用十年左右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指标三：行政立法（包含规范性文件）规范，确保立法质量的基本情况。（四）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早在2005年，余杭区委提出了建设法治城区的设想。主要指有关公众对法治观感的数据，如市民对司法制度的公正程度的评价等，包括4项具体数据。
该指标的具体考核点为：体系化的监督制度，即权力监督、民主监督、内部监督、层级监督、专门监督、社会监督、司法监督均不可少，相互配合协调。[9]2．认同与引导功能，这是法治政府发展的动力。
如果两组的评估结果差别较大，就要寻求原因并作出相关解释。主要是评估小组严格按照评估标准，进行分析评估，并写出评估报告。法治的多样性是以某种一致性的共识为前提的，否则就失去了制度的比较意义。该项目以质化和量化相混合的方法来确定特定地区的法治指数。
在每一个试运行的国家，将形成一份正式的法治指数运行报告。因此建立一套科学而合理的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尤为必要。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决定了我国法治指标评估体系必须具备多元性。公共财政保障体制完善。
[4]刘作翔：《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公务员的法治能力和水平是公务员的定位和导航系统，对公务员的价值取向具有导向作用，决定着公务员的行为模式。
从宏观上讲，法治政府的指标体系通过变虚为实、变抽象为具体，并通过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把法治政府的原则要求转化为易于操作、易于判别的具体标准，引导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努力，形成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驱动力。至2008年6月，余杭区宣布中国内地首个法治指数，形成了全方位的法治评估体系。
既有民间组织的指标体系，又有政府主导的指标体系。指数力求具备通用的普适性，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体制都可以适用。依法行政的关键是监督行政，完善的行政监督制度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屏嶂。法治政府建设以科学界定、规范政府职能，确保司法公正为基本点，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形成完整的指标评估体系。下面从几个方面对香港的法治指数体系作一简要介绍。[1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世界银行正式发表《国别财富报告》，明确提出了法治指数这个概念，用这一概念评判一国人民守法意识的意愿及该国法律制度的信任程度。
[13]戴耀廷：香港的法治指数，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6期，第44页。第三部分：法律在制定、执行和适用中所具有的适应性、公正性及效率性。
[20]参见邓国胜等：《民间组织评估体系—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其次，这是解决法治政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需要。
3．内化与升华功能，这是法治政府深化的源泉。二是群众调查问卷所得的数据。
[15]近年来，随着视野的开阔和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国家按照社会系统工程的思路在各个领域推行目标管理模式，法治指标作为一种衡量标准和研究方法在国内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实证性的法治指标应用体系日益增多。实践证明，公务员奉公守法和严格执法，会对于现代法治文化的形成、确立和发展产生良好的示范作用。一方面，地方各级政府积极介入评估程序，另一方面，又采用中央政府最终把关。第四步，正式评估分析，撰写评估报告。
这些法治要素是任何实践法治的法制所不能或缺的，它以体制性为进路，着重于看政府是否透过法律和在法律之下行事。法治指数的试行版本，由4个主体部分（对应4个基本原则）、13个一级指标、50个二级指标所组成。
在同一时期内对不同地区的法治建设状况进行比较，可以对法治政府建设状况进行排名，进而达到评价的功能。计算每一法治条件的得分方法为，从7个条件的得分中，去掉1个最高分和1个最低分，然后将余下的5个条件的分数进行平均，得到每一条件的分数加权平均值。
法制现代化进程无疑反映了法治价值的增进的趋势。（6）司法公义人人可及，包括法院人人可及、独立的法律专业人员、投诉政府决定或行为的程序等内容。
步骤二，评审者进行评估表分析。设计指标必须科学、合理。早在1968年，美国学者伊万（W. M. Evan）建立了一个法律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70项具体指标，其中法律指标主要包括以下7个：每1 000人口的法律学生数。通常，该级政府应当成立一个评估委员会，由相关专家组成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小组，根据评估的标准，严格地进行打分，自我检验。
行政执法行为程序合法率等内容。法律发展国际化趋势的价值底蕴即在于此。
它可以科学、客观地评估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动态，为建立现代化的法治政府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标本。从将来看，法律是推进文明的手段。
[16]下面将重点介绍世界正义论坛的法治指数体系、我国香港的法治指数及杭州市余杭区的法治指数体系。但何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法治政府，似乎遥不可及，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正是适应这一形势需要而产生。
